韩国首尔—— 一项由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揭示，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，成千上万的人在政府资助的设施中遭到囚禁和奴役，许多妇女在这些地方生下孩子后被迫将孩子交给外国收养。
几年前，美联社曾报道了最大的流浪汉收容机构“兄弟之家”收养儿童的情况。该机构将儿童运往国外，成为一个庞大的营利性企业的一部分，剥削了数千名被困在港口城市釜山的人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，成千上万的儿童和成人——许多是从街头抓来的——在这些设施中遭受奴役，常常面临强奸、殴打或杀害的风险。
该委员会于2020年12月成立，旨在审查与韩国过去军政府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。委员会此前已确认，过去的军政府对“兄弟之家”所犯下的暴行负有责任。此次报告重点关注首尔、大邱、忠清南道和京畿等地的四个类似设施。这些设施的运作旨在配合政府的街道美化计划。
调查委员会的一名调查员河今哲指出，囚犯记录显示，1985年和1986年，至少有20名儿童从大邱的惠曼院和忠清南道的千城院被收养。在这两年间，韩国向国外送出了超过1.75万名儿童，海外收养项目达到了顶峰。
河今哲表示，从惠曼院和千城院带走的孩子大多是新生儿，他们被转移到霍尔特儿童服务公司和东部社会福利协会，这些机构将他们安置在美国、丹麦、挪威和澳大利亚的家庭中。他指出：“大部分婴儿是在出生当天或出生后的第二天被转移到收养机构的。”这表明，他们的收养安排在出生前就已确定。
尽管一些妇女在记录中表示同意放弃自己的孩子，但其他记录显示，许多妇女是在压力下做出这一决定。1985年惠曼院的一份囚犯记录显示，一名42岁的囚犯因拒绝交出孩子而“制造麻烦”，最终在官员的施压下交出了孩子。
河今哲提到，尽管委员会只能查看1985年至1986年的囚犯记录，但仍发现了14起收养事件，另有六起与千城院的囚犯有关。在鼎盛时期，惠曼院有约1400名囚犯，千城院有1200名囚犯，尽管这些数字仍低于“兄弟之家”的3000多名囚犯。
霍尔特和东部社会福利协会尚未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作出回应。
通过从官员和立法者处获得的文件，或通过公开信息请求，美联社在2019年发现了直接证据，表明1979年至1986年期间有19名儿童被“兄弟之家”收养，间接证据则显示至少还有51名儿童被收养。
在过去的60年里，约有20万韩国人被美国、欧洲和澳大利亚收养，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被收养者群体。大多数收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，当时的韩国军方领导人专注于经济增长，将收养视为减少需要养活的人口数量、消除未婚母亲的“社会问题”，并加深与民主西方的联系的工具。
人权委员会还对在欧洲、美国和澳大利亚被收养的367名韩国人的情况进行了单独调查，这些人怀疑他们的生物学出身被操纵，以帮助他们被收养。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发布一份中期报告。
此外，委员会指出，首尔庆生院和京畿道城惠院等四处设施存在其他人权问题。河今哲表示，这些设施的死亡人数很高——1980年被报告死亡的262名囚犯占该设施当年人口的25%以上。
委员会还指出，1982年至1992年期间，近120具千城院囚犯的尸体被提供给当地医学院进行解剖实践。大多数尸体是在囚犯被宣布死亡的当天或第二天被转移到该学校的，且没有迹象表明该机构曾努力将尸体转移给亲属。
委员会表示，惠曼院、圣贤院和千城院也定期接收从“兄弟之家”转来的囚犯，这表明监狱之间存在“旋转门”式的劳动力共享计划，可能会增加利润并延长囚犯的监禁时间。
在20世纪80年代，随着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临近，当时的军政府为了美化街道而加强了围捕，韩国流浪设施的人数达到了顶峰。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转型为民主国家，长期以来停止了将无家可归者、残疾人和儿童从街上抓走并囚禁的做法。
1988年，在一名检察官揭露其恐怖事件数月后，“兄弟之家”倒闭。圣贤院目前在华城市运营着无家可归者福利项目，而其他三家机构已经更改了名称和提供的服务。这些设施在委员会的报告发布后并未立即发表评论。
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之一李相勋表示：“即使在1987年‘兄弟之家’被曝光之后，这四个监禁设施仍被允许继续运作，且没有接受任何公开调查。我们全面揭露了隐瞒了37年的全国各地其他流浪设施侵犯人权的细节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发表评论